抛弃自卑、重塑中国

王岳川谈中国文化立场与文化身份

　　编者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于2010年4月赴美进行了为期二十余天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精神”学术巡回讲演，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哥伦比亚、亚特兰大、明尼苏达、芝加哥、丹佛等地的大学和文化机构发表《中国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等演讲。本刊就此主题专访王岳川教授，并将陆续刊发王岳川教授访美讲演的系列文章。

　　一、文化输出与书法价值的发掘

　　读书报：您很早就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两大文化理念，近几年的工作主要也是围绕这两方面，这次访美讲学之行，您对文化输出有了哪些新的体悟？

　　王岳川：我先说一下访美的起因吧。十年前，我在国内提出了“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引起了学界的争论，这些争论后来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的重视。2006年我受欧洲几个大学和文化机构的邀请，在欧洲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那次欧洲之行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我明显感觉到欧洲还是比较中心主义的，东方刚健清新的思想传递到欧美，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甚至是充满了不可预知性的进程，但我还是矢志未悔，坚守并坚持推进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提出新理论的教授，其思想影响往往非常有限；要成为公共空间的、甚至国际国内关注的学者，他一定要代表中国说话，有鲜明的中国身份和中国立场。一个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我最近出版的《发现东方》修订版，副标题就是“中国文化立场与文化身份”。

　　随着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中国文化日益引起美国的关注。同美国大学师生的现场交流，纠正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矮化，揭示了中国与东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全人类的启示意义。

　　一方面，是美国现在对中国现代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有了更多的上溯探索兴趣。这次美国发给我的访美讲学邀请涉及到将近20所大学，有时候一天讲三场。如果是十年前，美国会像大英帝国一样很自我中心地对中国文化说三道四，但这次他们静静地听我对中美文化差异和文化战略的看法，充满了兴趣。

　　另一方面，美国有更为迫切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冲动。我这次访美讲演主要有几个主题：一是《中国文化智慧的当代启示》，将中国文化提升到对人类新世纪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解决和启示的高度；二是《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力求纠正西方人过去对中国的成见，像“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负面的看法，同时促使我去研究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及其应具有怎样的形态。三是《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这个题目看起来是一个中性的题目，但是我把它和一种人类生态美学的精神生态平衡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美国对差异化的中国文化的兴趣正与日俱增，人们谈论中国和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的发展进程，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从中发现中国快速发展的奥秘。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差异不可能通过一方征服一方臣服来达到平衡，而只能求同存异。事实上，世界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模式有多种，不仅仅有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且有中国现代化模式。中国现代性不可能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中国现代性将证明，它在文化观、价值观、宗教观和体制性等方面都是根植于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崛起正在改写人类历史，崛起的中国不再是一个边缘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参与改变世界的大国。

　　中国的崛起已经使美国形成了一种期待视野，美国听众希望我能够讲清楚是什么造成中国崛起这一巨大的经济神话？这个经济神话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根源？中国一旦成为跟美国齐平的经济大国，将对人类作出怎样的文化承诺？中国文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创生新的价值体系供人类遵行？可以说，欧美在中国崛起之后，需要一种跨国文化阐释的声音，一种来自学术团体具有广阔文化视野的声音，一种有着中西交流善良愿望的“互体互用”的声音。“发现东方”是一种跨文化跨国际的理念，“文化输出”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实践，必须由中国人中的双语精英来做，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源，而且具有再创新自己思想的能力，才能有效地将中国文化的新世纪阐释传达给世界。

　　读书报：这次美国之行，您作了关于书法艺术的讲演，在讲演期间也多次同中美两国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现场切磋书法，您是如何发掘书法在文化输出方面的价值的？

　　王岳川：在美国的艺术院校演讲中，我谈论书法艺术比较多。这主要是中国艺术中，影视不如人，西方的大片已经彻底渗入；音乐不如人，朗朗能在国际上获奖，但我没有见古琴演奏家能有这样的国际声誉；我们的美术、建筑、文学在全球化的西方话语霸权中都不如人；只有一样东西，西方不如中国，那就是书法。所以我对书法的看法是，它一头担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字和经史子集的意义；一头担着老年人的长寿和年轻人的修养性情。

　　我认为，美国的行为艺术、波普艺术，被萨特说成是恶心的艺术，都应该加以清理。中国纸质媒介已经存在2000年，今天还能看到《三希堂法帖》中王珣的《伯远帖》，距今已经1600多年。欧洲油画也有500年的历史。而美国在1945年才开始执世界牛耳，既比不过东方大国2000年的纸质媒介，也比不过欧洲的布上油画，所以他们开始了调皮捣蛋的艺术，诸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政治波普、观念艺术等。这种偶然性的东西是对人类审美原则的践踏，是政治大过艺术诉求的东西。这导致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朝鲜都是在追逐这种艺术，忽略了本国的文化遗产。但是今天，美国这丑陋的所谓前卫艺术使得艺术家短命———猫王在人均寿命82岁的当代只活了42岁，杰克逊只活了50岁！它告诉人们身体开始造反———不仅这种艺术是短命的，艺术家也是短命的。而在唐朝的人均寿命只有40岁时，书法家却表现出更强劲的生命力，柳公权活了88岁，欧阳询活了73岁，颜真卿活了78岁———还是被杀掉的。可见中国书法是更生态更人性的。我拿出一张宣纸告诉美国同行，这纸的寿命有1000年。我说你们摸摸看，宣纸为什么这么软？一，宣纸能够让墨色膨胀，一笔下去显出筋骨血肉，它是立体的，而西方的复印纸显出的是平面的。二，那些复印纸百年之后就碎了，而宣纸里面有筋，有藤条、竹纤维等使得纸寿千年。中国毛笔也很有讲究。笔管用的是竹管，竹管在中国有“虚心有节”的意思，同时有“笔格说”；笔毛用的是羊毫，羊在中国是吉祥物，羊大为美，羊美为善。墨是油烟墨，砚是亿年的老石，哈气可以成霜。中国笔墨纸砚是汇集了这么多天地自然之美，又这么朴素而和谐地连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书法之美。这样一解释，西方艺术家觉得书法与文房四宝同样神奇。

　　我告诉他们，中国的书法是跟文字紧密相关的。我们今天读孔子的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时习之”，等等，不用翻译就能看懂。你们美国人或英国人，看不懂莎士比亚时期的古英语，更看不懂11世纪的古英语，而我们公元前5世纪的文字都能看懂，你不觉得我们的文化很神奇么？

　　所以我的体会是，当我们把文化、艺术和语言紧密结合的时候，它构成了三个层次：语言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文学在经史子集中称为集部；艺术也称为集部或子部。而书法艺术与画画不一样，它写的恰好是经和史的精粹内容。比如写“厚德载物”是《易经》；写“立己达人”是《论语》，写“浩然之气”是《孟子》，写“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总之，与“十三经”、“二十四史”紧密相关。可以说，中国书法复兴的当代意义在于：其一，书法是汉字历史和人文意味的审美体现；其二，书法是经史子集的意义承担，促成中国书法文化的复兴；其三，书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已经达到7000万之多；其四，书法是青少年一代修心养性、老人健康长寿的重要途径。

　　

　　二、从西学研究中发现东方

　　

　　读书报：您从研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转向发现东方，您能否详细谈一下这个转向的契机？

　　王岳川：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研究西方的，后现代，认为我是转向，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有一个前提是，后现代是批判西方现代性的，我最早开始研究后现代主义，是带着一种为中华文化留出话语权力的目的。后现代主义是从思维论层面批评现代性的，后殖民主义是从政治制度去谈西方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权力话语。后现代主义是从思维上让中心、霸权变得不可能，后殖民主义是从政治上让中心、霸权变得不可能。这就成为我转向东方研究的第一步，批评西方的思维论和价值论；第二步是政治论和地域论；第三步当然就是发现东方文化精神、东方艺术精神、东方文化身份等。

　　出版了《发现东方》后，我下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叫《文化战略》。中国现在有经济战略，有军事、政治战略，但是没有文化战略。我认为文化战略非常重要，因为最终是文化定输赢。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大国，它只生产洗衣机和冰箱，不生产思想。我们必须正视这类说法，加强文化战略的建立。真正的学者不能做文化的奴婢，不能仰仗老外的鼻息，要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并“忧道不忧贫”。

　　读书报：您曾经提到过国学与西学的结合首先要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在您看来，如今国学和西学结合有哪些新的生长点？

　　王岳川：我从北大读研期间开始研究现象学，其后从现象学走向解释学。现象学强调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是把那些虚假的历史信息、错误的惯性思维都排除开。解释学就是回到意义本身。我又从解释学进入解构主义，从解构主义进入后现代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又进入后殖民主义，从后殖民主义又进入东方学，我又提出“后东方主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基本指的是中东、近东，中国所在的远东被边缘化了，所以我在西学方面走向了第三个阶段———发现东方，强调大国学、国际国学。我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五十以前西学的功课，向西方学习的阶段结束了，我将重新去发掘中国的问题。下一步我正在写四卷本的书：《中国哲思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中国艺术精神》。现在已经完成了将近三本。我相信会有些新意，会阐释一些中西方很有意思的对话。

　　我通过西方解释框架来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精神。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中国文化形象长期以来被妖魔化：“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在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中国三和文明应该成为西方三争文明的重要补充和文化协调，在坚持“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和而不同”的文化战略中，东方文化精神中的东方思维多层与多元性———绿色和谐、辩证思维、综合模糊、差异和同思想，对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文化无疑具有纠偏和启示之功能。当前西方文化的特征在于“三争文化”和“三片文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群体之间的斗争，国际之间的战争，而“大片、薯片、芯片”则在世界广泛播撒，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和危机。人类面临着十字路口，茫然无措，因此讲求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中国“三和文明”不应被边缘化。世界应学会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欣赏中国，使中国的“三和文明”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为补充。

　　中国新世纪“守正创新”的大国文化不是扩张性文化，不是“中国威胁论”的冲突性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愚昧落后的衰败文化。中国文化是具有境界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之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文化学者应该坚持在守正创新中可持续地文化输出———中国应该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实现“精神现代化”，为人类带来更多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向人类共同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与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

　　

　　三、实践中国元素和现场的意义

　　读书报：您这次通过与美国大学师生的现场交流互动，直观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您如何评价这次交流的意义与反响？能否提供一些可供别的文化团体或者个人借鉴之处？

　　王岳川：中美两国的艺术交流有两大根深蒂固的缺陷：一个就是文化赤字，这导致了两国交流的不对等。基本上一个世纪以来，是中国向美国学习、请教，而美国一直对中国歧视。他们一个流派出来，立即风靡中国，而美国却从根本上忽略中国的艺术。第二方面就是由于两国长期的文化冷战，导致了彼此敌视、阻断交流、文化防备。要重新修复两国的外交很容易，但是文化的修复很缓慢，这个缝合需要双方高精尖的文化人、掌握文化话语权的人来做。中国必须拿出看家本领，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因袭他。现在的行为艺术，他一看就知道是玩儿剩的，你要么拿出他闻所未闻的、具有文化差异性的中国传统经典，要么拿出中国传统经典化成当代的审美意识。

　　我还尽可能地在演讲的两个小时内，营造一种中国元素氛围。就像我们看的奥运会开幕式，在短时间内呈现书法、活字印刷、古琴、舞蹈等等中国元素。因此我写书法时在屏幕上播出我演奏的二胡《二泉映月》的录像，这些美国人很好奇，一面看着我笔走龙蛇，一面又看着我拉《二泉映月》。演讲完当即就有几个美国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问我，去北京大学留学有什么条件。功夫在书法之外，要把中国文化元素做好了，西方自然就会觉得这是很精妙的。

　　现场的交流互动，力求显示出一种东方的人格美和精神生态美，一种谦和大度，知白守黑，不那么狂，保持中庸之道，谦谦君子，娓娓道来。如果我带着一种文化侵略性贬低别人，那么他就会贬低中国；如果我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唯我独尊，那么他们也会认为是落后、僵化的。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那些美国孩子最初是很傲慢的，也是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后来感觉都像是一群孔老夫子的员工，那个交流的气氛是非常好的。

　　在肯尼索州立大学讲演，由肯尼索州立大学副董事长Joe.F.Dede主持，这位有深邃文化眼光的副董事长说：“中国奥运开幕式使得中国书法为国际社会所欣赏和重视，美国书法家也应该发展西方的书法，同东方大国中国书法进行多方面的交流，使人类获得书写的美感和精神享受。”我回答道：“古老中国的书法文化过去是汉字文化圈的文化瑰宝，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随着全世界的孔子学院的发展而拓展新的文化空间。同时，在当今世界的‘汉语热’中推进从汉字学习到书法延伸的大文化交流，使中美两国的书法艺术得以交流和传承。”

　　四、文化输出的误区和中国形象的重塑

　　读书报：您曾提出过，我们输出孔子思想的同时必须深思更深层的文化问题。在您看来，我们目前在文化输出方面有何误区？结合这次美国之行，您对文化创新和中国形象重塑有何看法？

　　王岳川：中国在海外成立500个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仅仅教汉语是不够的，应该通过琴棋书画尤其是书法，达到艺术审美，进入经史子集，这样才会有成效。美国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他很担心今天的汉语热会很快降温。他说十年前日本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日语热，跟日本政府的大量拨款和日本的经济神话有关系。今天中国的经济神话也出现了，所以很多人也愿意来中国学习汉语。但是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这个神话终究会消失。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不仅是派出汉语教师讲拼音语法，更多的是在解决了汉语初步水平之后进入文化的层面。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要传达出去，同时要进入思想的创新。奥运开幕式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美妙，但由于没有可持续地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痛失良机，本来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结果我们没有第二步。

　　再一点就是我们输出孔子文化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原生态地输出，要把政治的孔子还原成文化的孔子，要把忠君的孔子还原成仁爱的孔子，把他还原成语言、文化、思想，不是宗教，否则的话就有可能把公羊学变成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学院也就成了孔庙。经过这次孔子学院的考察，我觉得文化输出有三个误区：第一个是简单地把文化输出定义为汉语输出，第二是把文化输出简单地定义为中国元素的猎奇，第三个误区是艺术类的东西太少。西方每一个大学每个楼里面都有一部钢琴，我去过这么多孔子学院，没有听到一次古琴声、笛子声、二胡声，没有这些东西就捕捉不到中国文化气息。我们切记不要有零敲碎打的善良愿望，随便布置点儿什么东西就叫中国元素，中国应该有大文化战略，对应西方的霸权话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输出思想的缺陷是，我看到西方书店关于中国的书大多是风水算命、烹调做菜等，离正面的中国文化形象树立还很有距离。我还认为要翻译300本书，前100本是从孔孟老庄到王国维，这次我去海外孔子学院看到这套书摆在他们架上了，出版了大概30本左右，但是我仔细一翻，也有点不足，大部分都是当年的传教士翻译的。第二个100本是翻译20世纪的大师精品。第三个100本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化生态，建筑、书法、歌剧等等，让西方非常清晰地从文化里认识到当代中国的100个方面。

　　现在我正在做100集类似于Discovery的高清晰DVD，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现在是大众传媒时代，很多青年人都不看书了，另外我也是受了一个刺激。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体会，每一天在像中国新闻联播这样的一个时段，它就播中国的洪水、瘟疫，或者是中国乡镇干部的粗暴，到了晚上两三点，就开始播出黄山、苏州，很少有人能看到了。我就想拍100集类似于Discovery那样的作品，让西方青年们喜欢。

　　另外，韩国人现在正在和中国竞争书法，中国人的书法越写越小，写个小册页小扇面，而韩国人在天地之间拉了一个150米长的白绫，在风萧萧兮易水寒、雪花飞舞的时候，写狂草。我有一个想法，跟钢琴家合作，当我在欧美访问讲学时，现场写一幅李太白的《将进酒》狂草，钢琴家弹奏钢琴协奏曲《黄河》，相信可以在美国掀起一股书法热。

　　关于文化输出和中国形象的重塑，我提出16个字：“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现在一些人守歪创新、守怪创新，像《卖拐》、《忽悠》、《不差钱》等，赫然在全国春晚上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节目中进行全民撒谎，是闻所未闻的文化失误，所以我坚持要守正创新。最后四个字，新世纪中国真的要崛起，必须有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个崛起就四个字：正大气象。如果你承认是个大国，对全世界负责的大国，引领人类前进的大国，必须有正大气象。

　　根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21世纪将不再由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中国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将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并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模式。

　　中国学界应该放弃那种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而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定输赢，和谐救人类！在世界文化大转型的时代节点上，中国文化应该扬弃其僵化的元素，发扬其美丽的精神，为人类的幸福指数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二月